每經記者 張宏⠦𖓧𗨨𜯠易啟江⠀

近日，北京、上海兩地統計局公布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以下簡稱社零）數據引發社會廣泛討論。數據顯示，11月京滬兩地社零同比分別下滑14.1%和13.5%，有人以此認為是消費降級的證據。

社零是指企業（單位、個體戶）通過交易直接售給個人、社會集團非生產、非經營用的實物商品金額，以及提供餐飲服務所取得的收入金額。在反映消費情況的統計指標中，社零是最常用的宏觀經濟指標之一。那麽，京滬社零數據11月意外下滑究竟是何原因？

針對是否消費降級等五大焦點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每經記者或記者）深入采訪了多位專家，專家表示，說消費降級是不對的，11月京滬社零數據下滑，是暖冬及消費活動前置引發的。

數據顯示，11月京滬兩地社零同比分別下滑14.1%和13.5%。從用途分類看，兩地同比下降較為明顯的為燒類（如燃油、煤氣等）商品及用類商品。從累計量來看，兩地1-11月累計社零同比分別下滑2.8%和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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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一

京滬社零下滑

究竟何原因？

許多網友希望了解京滬社零下滑的原因。如下圖：

用途分類看，京滬兩地同比下降較為明顯的商品，為燒類商品及用類商品。

北京市燒類商品降幅更為明顯，用類商品和燒類商品分別同比下降17%、23.7%；上海市用類商品降幅較為明顯，用類商品和燒類商品分別同比下降20.3%、16.6%。

宏觀經濟首席分析師宋雪濤在接受每經記者微信采訪時表示：

燒類商品（用途）包括燃油（汽車用）、煤氣（廚房用）及取暖。

燒類商品降幅明顯與氣溫有關。今年11月是暖冬，氣溫比去年同期高。且暖冬影響有南北差異，主要影響北方。

每經記者注意到：

2024年11月，北京地區平均氣溫為6.5℃，比常年同期偏高3.0℃，為1961年以來曆史同期最高。

2023年11月上旬，上海市氣溫曾“斷崖式”下降，單日最高溫度直降10℃。而今年上海的寒潮是11月底才出現。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一帶一路”學院研究員萬喆在接受每經記者微信電話采訪時表示：

燒類商品降幅明顯與暖冬有關。但燒類商品在社零中占比相對較低，占比最大的是用類商品，其次是穿類、吃類。

從具體的數據分析上看，除暖冬影響之外，京滬社零下滑主要受上年高基數及消費前置影響。

從同比上看，以北京為例，去年11月的基數非常高，同比增長13.7%。去年同比增長高的原因是前年的基數較低，2022年底時疫情尚未結束，是最為嚴峻的時期，因此基數很低，導致去年的基數非常高。從環比上看，我們通常認為“雙11”是銷售高峰，但近年來“雙11”促銷活動有提前的趨勢。今年提前趨勢更為明顯（今年“雙11”，各大電商平台開啟“搶跑”大促，其中，天貓“雙11”於10月14日晚上8點開啟，比去年“雙11”起點提前10天。京東則宣布於10月8日推出限時限量商品降價活動，拚多多宣布自10月8日起今年的“雙11”大促首輪補貼已上線。）因此，如果我們將10月和11月的數據合並來看，整體的回暖趨勢還是比較明顯的。

京滬兩地用類商品下滑幅度明顯，也可進一步解釋這一觀點。相比吃類、穿類，用類商品易於囤積，季節性表征不強，最容易在期限上進行挪移。因此，10月用類商品增長相對較好，實際上是對11月的消費產生了擠出效應。過去“雙11”高峰期對“雙11”過後的消費也有擠出，隻是時間線比今年靠後。

9月2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包括以舊換新在內的“兩新”（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已經落地。由於“兩新”政策主要惠及用類商品，因此，10月份，我們觀察到有關政策落地的商品，尤其是用類商品增長非常明顯。這類商品消費量的提前完成，對11月也會有擠出效應。

宋雪濤：

今年11月與6月的情況十分相似。例如上海5月社零同比增長1.6%，6月同比就是-9.4%，但是其實4月同比是-5.5%。10月份高，11月就會低。再往前1個月，9月上海社零同比為-4.3%，北京社零同比為-6.2%。到了10月，北京、上海均大幅跳高。再到11月就再度走弱。但是如果把10-11月放在一起來看，其實表現還可以，例如上海10月、11月兩個月累計零售同比雖然小幅負增長，但是比9月社零同比又要高一些。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在接受每經記者電話采訪時也表示：

燒類商品降幅明顯與氣溫有關。此外，去年北京市基數很高，壓低了同比數據。從1月到11月累計來看，雖然也有所下滑，但下滑的幅度並沒有那麽顯著，未來走勢還有待觀察。

記者注意到：

北京市公布了11月限上（限額以上）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網上零售額，這一數額同比下降22.4%，下降幅度較總額更為明顯。首先應該明確，該指標統計範圍為網上零售額，即指通過公共網絡交易平台（包括自建網站和第三方平台）實現的商品和服務零售額之和；其次，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口徑，限額以上單位是指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及以上的批發業企業（單位、個體戶）、500萬元及以上的零售業企業（單位、個體戶）、200萬元及以上的住宿和餐飲業企業（單位、個體戶）。

萬喆認為：

11月限上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網上零售額下降幅度較總額更為明顯，也與“雙11”“兩新”帶來的消費前置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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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二

京滬社零最大降幅

在於高端餐飲？

有網友分析，京滬社零最大降幅在於餐飲，尤其是高端餐飲。如下圖：

數據上看，上海市11月吃類商品同比增長1.6%，增幅較10月份的1.0%有所提升；北京市11月吃類商品同比下降3.8%，相比10月的吃類商品同比下降2.7%，降幅稍有擴大，但相比總額波動，並不明顯。所以，網友關於社零最大降幅在於餐飲的分析並不正確。

萬喆表示：

餐飲類回升趨勢確實有所收窄，但是要說最大降幅出現在餐飲業是不準確的，用類商品的降幅比餐飲業更大。

弱複蘇過程中，消費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替代效應。例如，如果居民購車購房的比例有所提升，就會擠占其他消費。如果弱複蘇轉變為強複蘇並企穩，那麽，相互推進的作用可能會更加明顯。例如，資產價格真正上升、財富效應增加，同時就業和收入增加，從而形成強複蘇。我們目前仍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不能急於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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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三

京滬社零下滑代表全國？

部分網友認為，11月京滬社零下滑，其他城市的社零情況可想而知。如下圖：

11月京滬社零下滑能否代表全國？

網友分析近年來全國數據後認為社零疲軟

從全國數據看，四季度以來，市場銷售保持回升態勢，11月我國社零同比增長3%，增速雖較10月有所回落，但仍快於三季度平均增速。1-11月累計社零同比增長3.5%。

其中，服務零售額保持較快增長，顯示消費需求擴大。以舊換新政策支持的汽車、家電、家裝等領域，市場銷售繼續保持較快增長。房地產市場銷售明顯改善，帶動房屋裝飾裝修需求擴大，相關商品銷售出現回升。居民餐飲消費增長加快，全國餐飲收入同比增長4%，比上月加快0.8個百分點。

所以，網友認為龍頭城市代表全國的推論，明顯是錯的。

為何京滬社零數據與全國數據產生偏差？

宋雪濤表示：

互聯網促銷帶來的前置效應和透支效應，在線上消費占比更高的高能級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表現得會更為明顯。

萬喆：

京滬兩地的數據偏差，可能是由於9月底開始實施的以舊換新政策以及其他多項政策的快速落地。伴隨著大量優惠政策和優惠券的發放，北京和上海的政策執行速度較快，啟動時間也較早，因此消費前移的現象在這兩個城市更為顯著。

京滬兩地的社零數據不能說代表全國，每個城市都有特殊情況。但仍要透過京滬兩地數據看到，企穩的態勢還不是很穩定。如果將10月份和11月份的數據做平均，可以發現消費仍處於弱複蘇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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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四

社零數據說明

房地產活力不在北上？

有網友認為，社零數據說明房地產活力不在“北上”（京滬）。如下圖：

社零數據與房地產銷售情況是否相關？

每經記者注意到：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統計口徑顯示，納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統計的商品金額，不包括居民用於購買商品房的支出。所以，網友的上述推斷也是明顯錯誤的。

萬喆表示：

房地產不納入社零統計，不直接影響社零，但房地產與消費有一定的相關性。

房地產從三個渠道影響消費：

渠道一，地方財政；

渠道二，產業鏈條及就業；

渠道三，居民資產狀況和財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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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五

促消費政策不管用？

每經記者注意到，有網友認為，京滬兩地11月社零數據大幅下滑說明內需萎縮、消費跳水。更有甚者將此形容為“超一線城市消費全麵降級”。如下圖：

還有網友認為促進消費政策不管用

萬喆：

應該全麵地看待問題，通過對數據的結構分析和客觀原因的拆解可以發現，說京滬消費降級是不對的，促進消費政策不管用的觀點也不成立。

我們應當將11月的社零數據，與第三季度的數據進行對比分析。要關注9月26日政治局會議之後，各相關部門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上的積極努力，以及這些政策的實際效果。從目前情況來看，自9月下旬起，社零、經濟增長及其他經濟回暖跡象均較為明顯。當然，經濟的築底企穩需要一個過程，10月和11月可能正處於這一過程中，這是我們需要注意的第一點。

在經濟築底過程中，我們首先要清晰地認識到政策發力所起的作用。10月份，有關“兩新”政策落地的商品，消費增長非常明顯。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我們的增量政策仍然是精準預測，並且是有效的。家電行業的以舊換新政策一經落地，立即產生效果。

而汽車行業的以舊換新政策落地相對滯後，其後續效益也與政策實施同步，形成真正的消費。當然，我們仍然希望接下來的政策發力要積極且持續。對於政策未來的可持續性及其力度，大家仍然有所期待。

徐洪才認為：

要進一步提振信心，一是要提高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二是標誌性的改革要落地見效。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從根本上提振消費，還是要增加收入、擴大就業。要擴大就業、增加收入，一是發展民營經濟，鼓勵、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這是擴大就業的主渠道；二是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對低收入群體增加補貼，特別是提振農村消費市場，增加60歲以上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