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第九屆新金融論壇於2024年12月26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全球秩序重構與中國金融力量崛起。中國原董事長王洪章出席並演講。

王洪章在演講中表示，當前我國金融發展過程中，距離金融強國建設的目標還有距離。

他指出，我國金融市場並不健全，缺乏一個強有力的資本市場，難以支撐新質生產力和國家創新需要等，此外，參與國際競爭不強反弱，人民幣國際化地位的攀升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國際市場的定價權和國際規則參與權、參與程度不高。

對此，他強調，中國特色金融理論是開創新時代金融工作新局麵的基礎。

近年來，盡管我們金融市場體係仍不夠強，但隨著金融改革創新的加速推進，我國已形成種類相對齊全、競爭相對充分的金融市場體係、金融機構體係和金融產品體係，服務實體經濟的廣度和深度在逐步增強。目前，我國銀行業資產規模位居全球第一，股票、債券、保險規模位居全球第二。

此外，王洪章還表示，資本市場要建立在長期、耐心、信心之上。他強調，市場的責任是創造一個長期投資的良好環境，建立市場預期，不負耐心資本，讓投資者的財富有增長。大家都在談老百姓消費不足，不是不想消費，是因為缺乏收入預期，如果把收入預期建立起來了，再加上法製環境的保護，資本市場低迷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緩解。

以下為演講實錄摘編：

瞭望周刊、瞭望智庫舉辦這個論壇，非常重要。其實我們都在認真學習和思考我們在新時代如何在改革中走好中國特色金融之路。

一共八屆新金融論壇，貫穿著對黨的十八大以來對改革學習的不斷深入，中國特色金融是以改革顯示他的生命力，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致力於打造金融強國，實現金融的高質量發展。

金融是國民經濟的血脈，關係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金融業是直接的、通過市場化方式配置資源的行業。不論是銀行貸款、保險等間接融資方式，還是股票、債券公私募等直接融資方式，都發揮了資金融通、價格發現和風險管理作用。因此，建設高水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離不開高質量的金融體係。

二戰後，美國先後通過構建 “黃金—美元”和“石油—美元”全球美元貨幣體係，成為全球經濟金融體係的核心國。隨著經濟潛力的釋放和綜合實力的增長，中國已從這一體係的新興參與者，轉變為美國眼中的潛在挑戰者。

在此背景下，我國金融係統有力支撐了經濟社會發展大局，做出了貢獻。但也要清醒地看到， 當前美元的霸權地位在世界金融體係中仍具有較強的穩固性，我國金融風險隱患仍然較多，經濟金融形勢麵臨一些新變化新挑戰。

當前我國金融發展過程中，距離金融強國建設的目標還有距離，我們缺乏中國特色金融理論的總結；金融市場並不健全，缺乏一個強有力的資本市場，難以支撐新質生產力和國家創新需要；小型金融機構、類金融機構，偽金融科技擾亂金融秩序，製造了一些區域性金融風險；一些大型銀行法人治理結構以及貸款質量、聚焦主責主業方麵存在偏差。綜合化經營尚存在不足；參與國際競爭不強反弱，人民幣國際化地位的攀升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國際市場的定價權和國際規則參與權、參與程度不高。

上述需要在中國特色金融之路的行進中逐步加以解決。今天主要就五個問題談點看法。

第一，中國特色金融理論是開創新時代金融工作新局麵的基礎

中國金融發展之路是經過我們黨百年艱苦探尋走出來的，與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質區別，它既不同於西方發達國家500年的金融史，也不同於前蘇聯十月革命後繼承資本主義製度的金融體係，更不同於建國前舊的金融製度，從1921年黨成立初期湘鄂贛粵農業合作社，到1928年井岡山造幣廠到瑞金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再到遵義、延安的國家銀行，再到1948年10月1日在石家莊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我們是獨有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同中國革命和建設匹配的金融製度和金融體係，所以我們講，中國金融是中國特色金融，隻有在此基礎上才能開創新時代金融工作新局麵，建設金融強國。

它的理論基石，首先是它的政治性，即堅持黨的領導，二是人民性，即以服務最廣大人民群眾大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這種政治性愈加明顯和具體，加強了黨對金融工作的統一領導，逐步解決了黨的建設缺乏，層層衰減問題，破解人民群眾在金融需求方麵“急難愁盼”問題，逐步改變金融供給不平衡不充分狀態。

這個理論基石在金融實踐上與西方發達國家截然不同，美國的貨幣主義和市場價值理論，使美國長期以來實施的一係列金融改革和調控仍在於維持金融集團的特殊利益，特別是監管的放鬆，造成了新的金融風險，加劇了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我們在金融調控中，其中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既著眼於穩定物價，又兼顧就業指標，特別是關注經濟增長趨勢，和區域發展產業結構等諸多方麵，帶有明顯的人民性。

近年來，盡管我們金融市場體係仍不夠強，但隨著金融改革創新的加速推進，我國已形成種類相對齊全、競爭相對充分的金融市場體係、金融機構體係和金融產品體係，服務實體經濟的廣度和深度在逐步增強。目前，我國銀行業資產規模位居全球第一，股票、債券、保險規模位居全球第二。

第二，關於參與國際競爭問題

首先要解決“大而不強”問題，金融機構在黨的十八大之後，麵對上市紅利消失，息差縮小， 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金融科技發展迅猛這樣一個形勢，大型商業銀行開啟了包括國際化在內的轉型發展之路，但由於三年疫情和美國脫鉤斷鏈的影響，國際化進展似乎放慢，競爭力不足。

參與國際競爭，需要遵守國際監管規則和同業最優指標，比如資本充足率指標，2014年時，巴塞爾委員會曾對係統重要性銀行提出資本充足率額外加點的要求，我國大型銀行普遍達不到，最後采取過渡期辦法推遲執行，隨著息差的縮小和銀行貸款不良率承壓，銀行資本補充的壓力會長期存在。還有目前銀行R0E水平偏低，五大上市銀行的ROE為12%左右，前五大上市證券公司的平均ROE約為10%，遠低於國際先進同業水平。即便是如火如荼的金融科技應用，我們在獲客、支付和產品銷售等方麵領先於發達國家銀行，但我們與國外同行差距明顯，包括商業銀行的運營管理、融資合同的審查、風險控製等金融科技的技術水平，在隱私和數據保護方麵如何不被客戶擔憂，如何免受網絡威脅欺詐和詐騙，金融科技的創新和責任心同等重要。

上麵講的國際金融監管規則是普遍適用的，並隨著全球金融風險的顯現，強製性也在逐步增強，但國際規則實質上與國家金融實力和貨幣影響力有關係，引申出來，人民幣國際化的地位需要提升，目前的國際經濟貿易活動和國際金融市場，對美元、歐元等主要貨幣仍存在較強的路徑依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實質主導權仍掌握在西方發達國家手中，主要原因是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美元結算占比超40%，歐元占比36%，人民幣僅為3.2%。

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全球貿易大國，要加大人民幣在國際結算特別是雙邊貿易結算中使用的力度，前提條件是保持貿易平衡和經濟穩定，要研究在大額支付中如何避險，並提供技術和金融支持。小額支付如何進一步方便快捷，保持住既有優勢。一帶一路是人民幣走出去的最便捷渠道，可以研發沿路國家用人民幣交易和避險的各種工具。另外，要大力支持企業走出去，支持金融走出去，這是參與競爭爭取話語權的有效渠道。

參與全球性的市場定價權尚距遙遠，我國金融市場交易量大，但大宗商品貿易的定價權、國際信貸、資本市場的定價權幾乎都由歐美市場確定。例如：價格以芝加哥期貨交易所為準；原油價格以紐約商品交易所的輕質低硫原油期貨、倫敦洲際交易所的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為準。金融市場的定價權也是如此，美國的聯邦基準利率和其在2017年推出的擔保隔夜融資利率對全球各國有顯著的引導作用和溢出效應。彭博巴克萊指數則是引導全球資產管理、基金公司配置股票、債券的主要指標。盡管如此，也並非無事可做，2014年中國建設銀行利用倫敦人民幣清算行的機會，在倫敦發行10億元人民幣離岸債，共獲得72個離岸客戶，55億元的認購。隨後又推出了首次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貨幣基金ETF，在倫敦交易所掛牌交易，為國際投資者能夠在境外投資中國短期債券提供了可能。同時與倫敦金屬交易所和交易所清算公司簽訂了諒解備忘錄，購買了LME交易所核心圈中9個會員中的一個，幫助建設銀行參與LME交易，探索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價格”之路。積極參與國際競爭這是建設金融強國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三，資本市場要建立在長期、耐心、信心之上。

資本市場有代表性的是股票市場，在宏觀政策和監管政策強力指導下，終於實現了三個月的止跌回升，這是今年實現年度經濟增長目標的重要基礎。

資本市場問題比較複雜，包括需要改變的融資結構的2：8不合理比例。

還包括培育投資市場機製，讓市場主體有耐心，有信心，有可預見的未來，而不是一個投機市場。

再有一個是如何讓全民投資特別是民營企業活躍起來，除了股票市場之外，鼓勵大家投資創業，參與企業的並購重組，特別是支持和投資新質生產力，讓金融資源向新質生動力傾斜，我們在90萬億股票市值之外，還有134萬億元的住房存款，70多萬億的非金融企業存款，讓這個市場中的存量資金動起來，增量資金有序入場，投資市場一定會活躍起來。

還有個投資者教育問題，資本市場與貨幣市場的顯著區別是，是長期投資，我國資本市場最大瓶頸或不足是缺乏長期投資，中長期資金持股占比不足6%，低於境外成熟市場普遍20%以上的水平。對於個人散戶投資者而言，短期化特征突出，追漲殺跌的投機風氣嚴重，即使是公募機構和保險公司等大型投資者，也在短期化的考核製度下，追求短期投資的收益，放大了市場的波動。例如，截至2023年6月末，全市場淨值型理財產品中，3 個月以內期限的短期限產品占比近60%。

市場的責任是創造一個長期投資的良好環境，建立市場預期，不負耐心資本，讓投資者的財富有增長。大家都在談老百姓消費不足，不是不想消費，是因為缺乏收入預期，如果把收入預期建立起來了，再加上法製環境的保護，資本市場低迷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緩解。我們看到中央財政最近的一係列財政措施正在發揮重要促進作用。

第四，改革以間接融資為主，直接投資為輔的投融資結構。

近年來的直接融資在社融中的平均占比 12%，呈下滑趨勢。2014-2016 年為高峰，占比 20%左右，2023 年下滑至6.81%。從社會融資結構看，貸款等間接融資占社融比重不斷提高，2023 年人民幣新增貸款占同期新增社融規模的62.4%，企業股票和債券新增規模占比分別為4.6%和 2.2%，由於製度、監管、投資者保護等機製仍然不夠健全，中小微企業通過股票市場融資的通道不夠暢通。北交所還存在規模較小、流動性不充分等問題。同時，在債券市場上，小微企業債發行量規模小，據 Wind 統計，2023年小微企業債發行總量為2759.6億元，占所有債券發行總量的0.4%，是同期小微企業貸款的3%。許多中小企業難以通過發行債券進行融資。

改變融資結構需要進行製度設計，比如支持商業金融機構建立科技銀行，類似美國的矽穀，賦予直接融資功能，鼓勵商業銀行從事股權融資、債券融資，積極開辦投貸聯動業務。大力發展資管和財富業務，資管和財富業務有必要成為機構內子中心或子公司。當然，最根本的是加快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轉型發展，商業銀行綜合化經營曾被寫入文件，轉型發展的內涵是，不再單純以提供存貸為主，轉為為企業和客戶提供綜合化金融服務，實現綜合服務、綜合收益、綜合發展。

我們國家缺少國際一流的投資銀行，至少在目前來看很有必要，這可能需要依靠政策和製度設計，通過市場行為來實現，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投資銀行，為國家資本建設夯實基礎。

第五，持續提升金融風險管控能力。

中國特色金融客觀上要求更高的金融國際化程度，需要較為寬鬆的資本賬戶管理和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利率、匯率等價格決定機製。但在改革過程中要掌握風險管理的主動權，強化風險識別、風險防範和風險化解能力。要加強當前對不良資產承壓狀況的分析判斷和研究能力，充分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等先進技術，提高風險識別與計量的準確性；不斷探索與完善適應數字化時代的新型風險管理機製；落實全麵風險管理理念，提升風險防範能力。